虽然还在打工但内心宁静满足

　　（深圳商报报道）1995年，凯达玩具厂的机器装车驶往东莞，曾经昼夜喧闹的厂房顿时空荡荡的，连说话都有回音。看着这一切，伴随凯达全过程的姐妹们心里顿时变得空落落的。

　　年少时，她们从不同的地方走进蛇口的凯达玩具厂，成为中国第一代打工妹；工厂搬走了，她们又一起从凯达走出去，重新开启各自不同的人生旅程。并不是每个人都在事业上大展拳脚，她们中的很多人依旧在打工。令人尊敬的是，虽然她们的收入比以前少了、工作加重了，但她们都在劳动中享受内心的宁静和满足。没有走出厂房，也没有后悔当初的决定刚到凯达没多久，舒姐就对上夜班产生了恐惧：“虽说当时年轻身体好，也能扛得住。但我知道，长此以往不是办法，再好的身体也会累垮。”于是，舒姐萌生了离开凯达的念头，开始寻找机会另图发展。当时，她的家人经常发电报告诉她各种干部招考信息。期间，她曾两次回老家参加海关和税务部门的统一招考，顺利通过考试后，两次都因身高不符合条件被刷了下来。虽然碰了壁，舒姐没有死心。后来，她在蛇口报名参加一家银行的招工考试，这一次，她第三次因为个子太矮被拒绝。从此以后，舒姐发誓再也不参加任何考试——这些遗憾，令她安心留在凯达，勤恳地做一名打工妹。

　　在寻访第一代打工妹的活动中，记者得知，有一批下岗姐妹参加政府的“托底”工程，在一家医院里洗车。玲姐和陈大姐就是当中一员。与舒姐不同的是，玲姐一直没想过离开凯达。性格文静的玲姐出生在一个教师家庭。1982年，她到蛇口打工，收入比父母亲还高。玲姐说，父母亲一直在家书中嘱咐她：“做人要本分。既然有了一份工作，就要认真对待，不要心浮气躁。”1983年，工业区里的一家服装厂邀请玲姐去工作，但她没有去，坚守着凯达的这份工作，直到工厂搬离蛇口。陈大姐来自江苏，当时她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，肩上的家庭压力和忙碌工作，令陈大姐从未想过离开凯达。

　　采访中接触的凯达姐妹，大都在数年内跳出凯达厂，如果还能再选择一次，舒姐、玲姐和陈大姐会不会也想法走出去？很多姐妹告诉记者，虽然她们都因不同原因留在凯达，但她们并不后悔当初的决定，“即使再让我来选择一次，我也会留下来。人生的道路就是一步步走下去，不可以回头。”打工夫妻安家工业区，异乡成家乡很多凯达姐妹都说，她们起初都没有把蛇口当成家，夜夜在宿舍里哭，发泄自己思乡的情绪。梅州姐妹们说，每次回家，她们都开心得睡不着觉，一早就把行李收拾好等着回老家的车；而每次从老家回蛇口，她们都希望车能慢一点、再慢一点。舒姐说，1983年，工业区开始安排工人迁户。听到这个消息，姐妹们都很担心，生怕把户口迁进蛇口这个荒凉的异乡。当时，梅州的姐妹还联名写信给工业区管理部门，要求不迁户。

　　一群青年男女远离家乡在外打工，恋爱成了他们单调忙碌的打工生活中最美好的事情。当时压炼部里有名来自台山的小伙子追求舒姐，这对羞怯的情侣约会时常去宿舍对面的职工俱乐部看电影，每次等灯熄电影开映后才摸进场，电影没演完又摸黑退场。他们看的电影，总是不知道开头，也不知道结局。玲姐、陈大姐的爱人也都在凯达工作。

　　在凯达打工的情侣们，大多在蛇口工业区分房时组建家庭。1986年前后，只要是在蛇口工业区的打工夫妻都可以分得一套房子，打工夫妻们在蛇口工业区终于落脚安家。很多姐妹都有这样的感慨：“我在蛇口打工，最大的收获就是有套房子，在这儿安了家。”在寻访凯达姐妹的过程中，记者见到了很多对“凯达夫妻”。25年过去，他们的孩子都已十七八，和他们当年来蛇口的年龄相仿；当年年纪稍大的打工妹，有的已经成为祖母……当年姐妹们离乡来到深圳，如今，深圳已成为她们真正的家。13年的寄托成失落，失业后出门再打工随着蛇口工业区的制度不断健全，政府主管部门对企业的监管越来越严格，凯达厂不再像以前那样让工人没日没夜地加班。姐妹们的工作环境一下子好了很多，日子在平稳中度过，直到1995年。

　　1995年，凯达厂从蛇口撤出搬到东莞。陪伴凯达13年的姐妹们领了失业金后开始新的打工生活。而此时，蛇口已不再是她们刚来时的模样：工厂周围不是美丽的海滩，而是林立的楼房；蛇口乃至深圳已不是荒凉的旧模样，特区的活力吸引着全国各地的精英人才。

　　凯达搬离深圳后，夫妻俩都在凯达上班的陈大姐顿时十分失落。“本来忙碌了那么多年，刹那间两个人都没有工作，家庭仿佛失去了支柱。”当时，陈大姐的两个孩子都在上学，她的丈夫为了家，又出门打工。

　　舒姐先是到亲戚在蛇口开的餐厅里帮忙，打工赚钱。但没几年，餐厅因拆迁关门，舒姐再次失业。玲姐失业后在家呆了几年，接送儿子上小学。1999年，她在一家公司打工，一个月后，她到凯达姐妹陈碧翘开的工厂里打工。2003年，陈碧翘的工厂要搬到番禺，因离不开深圳的家，玲姐再次失业。

　　姐妹们说，凯达搬走后，她们有时会不知不觉走到凯达旧址。后来，凯达的姐妹们参加政府托底工程，玲姐、陈大姐等七位姐妹在蛇口一家医院洗车，其他失业在家的凯达姐妹也投入到各种工作中。如果不是凯达，我们不会来到深圳走访了数十名凯达姐妹，记者发现，每当提起凯达，她们都很雀跃，说“在那个纯真年代，我们的快乐最单纯”。如果不是频繁与多位姐妹见面，不断了解她们的生活，仅从她们快乐的笑脸中，记者不可能知道她们都曾经历过艰难。舒姐说，1999年，她和爱人计划买房，刚交了定金，来深圳为她照顾孩子多年的母亲突然昏倒，脑出血成了植物人。舒姐赶紧把新房的定金退了，用买房子的钱为母亲支付医药费。但舒姐两口子花了几十万，在病床前悉心照料至2001年，也未能把老人救回来。

　　玲姐的丈夫离开凯达后开出租车，被查出患有肺结核，那时他们的孩子刚几个月大。当时，她的丈夫在广州住院三个月，回深圳后休养了一年。在这一年里，玲姐要带孩子又要照顾丈夫，还要上班，柔弱的她依靠凯达的工作支撑起整个家。记者问玲姐，在凯达拿过高薪，今天在医院洗车，心里是否有巨大的落差？她坦诚地说：“收入肯定有很大差距，但心理却没有不平衡。只要一家人平安，心里就很满足。”

　　记者数次去南山某医院拜访在此洗车的玲姐、陈大姐等凯达姐妹。她们一直表现得很乐观，并没有因洗车是项辛苦的工作而忽略自己的端庄：她们把烫过的头发梳理得很优雅，身上的衣服烫得平平整整的，有的化着淡妆，陈大姐还在脖子上变换着样式系着丝巾——她们展现出来的认真的生活态度让记者感动。提起对凯达的感情，陈大姐说：“如果没有凯达，我们不会来到深圳，我们的孩子不会来到深圳。而我和我的孩子，都在深圳有了家。”